父亲留在我心中的印象是能干、精明、慈善、和蔼。他离开我已经整整七年了。这些年，我常常回忆起父亲生前的情景。
　　
　　小时候，长辈们常跟我说起父亲辉煌的经历，说父亲在解放前就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文化人；当兵几年，是只站过一次岗的文化教官，抗美援朝时还在朝鲜战场上立过战功；转业后在青海省的一些县市当过“大官”。诸如此类，听到的很多，但却没有听父亲本人说过他的历史。只知道62年精兵简政时他主动辞职还乡，携一家老小由青海回到了老家四川，一直到老。
　　
　　记得很清楚的，便是远远近近的人对父亲的敬重。平时，乡亲们有啥难事，总爱找父亲出主意，听听父亲是什么意见。那些年轻人，看不懂地图读不懂图纸搞不清意思什么的，总要跑来向父亲请教。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父亲总是被推至上席，坐吃敬酒，那些被乡亲们视为“大官”的县里乡里的领导干部们也常常恭恭敬敬地向父亲问候请安。春节来临的时候，家家户户排着队请父亲给他们写春联。有些因为多种原因发生的纠纷纠缠不清时，父亲便被众人请出来裁决，那情景，决不压于传说中的包公断案。
　　
　　小时候，我一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放弃官位返乡在家里过着艰难的农民生活。听说，当年父母辞职返乡时曾经领取过一笔数额不小的退职金，对此，我是相信的。因为对农活不太内行的父母二三十年来正是靠此维持了一家三代十多口人的吃穿住行用（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尽管如此，我却能想象作为当家人的父亲在辞职返乡这几十年里是多么地艰难和困苦。
　　
　　农活外行的父亲却是文艺方面的内行。他能唱会跳，文章写得好，会好几种民族乐器，钢笔字、毛笔字都写得很漂亮。我最初的文学、音乐知识便是从父亲那儿获得的，空闲的时候，我便缠着父亲教我吹口琴、吹竹笛、拉二胡，教我写毛笔字。正是父亲的影响，我家被乡亲们称为“文艺之家”。可以这样说，我对文学、音乐、书法产生兴趣并能有一些小成就，与父亲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这方面，父亲堪称我的启蒙教师。
　　
　　我初中毕业考上师范时父亲特别高兴，他卖猪卖粮，为我筹集车费和学杂费，并亲自送我到车站，一路上千叮万嘱，掩饰不住身为父亲的那种高兴和担心。在我刚进师范那几个月里，父亲三天两头便给我寄来一封信，问长问短。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知道父亲得病我甚感突然。就在我进师范校的第二学期的一天，我收到弟弟寄来的信，才知道父亲患中风瘫痪已奄奄一息，全家人正匆匆地为父亲准备后事。我心急如焚，鼻子一酸，从没有流过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此时的父亲睁着眼睛流着泪水看着我，翕动着嘴唇已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看着为父亲赶做的寿衣、棺材，看着家人和亲友悲痛的模样，我坚决地要求守候父亲几夜。那几天，我昼夜为父亲端茶喂饭，服侍父亲吃喝拉撒，给父亲讲学校的新鲜事，疲倦得支持不住的时候便和衣在父亲身边睡下。我过去很怕死人和病人，可自从服侍了垂危的父亲几天以后，我再也不对死人、病人感到害怕了。
　　
　　父亲出乎意料地活了下来，但却是十分痛苦地生存了八年，从他患病以后，我和哥哥姐姐们想了很多办法，但最后还是没有将他的病治愈。事实上，以我家当时的生活和经济状况，根本不可能送父亲到大医院去治疗。八年来，父亲只能勉强坐着和睡着，吃、穿、拉、睡都要靠人服侍，脚不能站立行走，手不能曲伸运动，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那种痛苦，那种烦躁，那种无奈，我从我父亲的表情中和目光中分明感受到了。
　　
　　从父亲生病至我参加工作，我从没缝制过一件衣服，没有添制任何学习和生活用品，没有向艰难运作的家里伸手要过一分钱。我完全靠着每月十五元五角的助学金和挣下的奖学金和偶尔的少得可怜的稿费维持我的学业和生活，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也只是向一个远房的舅舅和一位先我毕业的校友分别借过20元钱。
　　
　　父亲死得也很很突然。他去世时，包括我在内的他辛勤养育的八个儿女正各思前程，四处奔波，没有一个后人为他永远的远行送别，正下派在华蓥市华龙乡挂职锻炼的我接到父亲去逝的消息时最先赶回老家为父亲办理丧事。母亲告诉我，父亲临终前，嘴不停地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就是一句话也听不清。
　　
　　父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祖父去世得早，他和母亲既要供养祖母，又要把我们八兄妹拉扯大，无疑十分艰难。他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锻炼了许多令人钦羡的本事，但从不张扬和吹虚，他总是充满善心地对待人和事，与人方便。他对儿女充满期待，对生活充满热爱，对生命充满渴望。在他生病期间，他完全可以依据有关政策向原工作单位和当地民政部门伸手求援，但他没有这样，并千万阻止，嘱咐家人也不要这样做。
　　
　　谈起父亲，许多人曾数次感叹，叹息父亲没有赶上可以施展抱负的年代，叹惜父亲的英年早逝，叹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在升学、招工、提干、晋升方面从没有沾到父亲的光彩，叹息父亲没有留下什么遗产给我们继承。可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却总是骄傲地回忆起自己的父亲。
　　
　　1996年11月20日于广安